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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 | 我的邻居

杨争光说2018-06-12 03:33:48

    

    

某月某日,我的邻居以故意杀人罪被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像每一个将死的杀人犯一样,那天,她站在我们很熟悉的那种大卡车的车箱里,胸前挂着一块打有红X的牌子,手反绑着。她的后边站着两个衣帽整齐的女军人。她们的表情让人立即能想起铁和石头或者是干燥的拖把和一件瓷器一类的东西。她们用手按着她。她们的姿势给街道上的观众充分显示了她们和我的邻居之间的一种不言而喻的关系。一绺头发飘洒下来,遮住了我的邻居的半个脸。她很漂亮,当然漂亮并不说明任何问题。看不清她的表情,或者说摸不准她心里正想着什么。那时候,许多人都想到了30分钟以后她将死去。这个漂亮的娘们将跪在一个土坑前结束生命。整个街道没有任何声音,任凭着一长串车轮碾过光滑平整的柏油路面。她没有上诉。法院的所有档案和材料都没有反映出在讯问和审判时她对法官说过什么话。她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你用铁器击中了他的头部。他几乎来不及有任何表示就毙命了。”法官说。

    

“你为什么杀害他?”法官说。

    

“你应该把这一点交待清楚。也许由于你提供的一些线索,使我们改变这一案件的性质。这对你是有好处的。”法官的口气里有许多法律以外的成份。


这也没使我的邻居开口。犯人的缄默不语使整个审判工作拖延了好长时间。

 

    

“我想着广场上的那根旗杆。”她给我说。

    

那是另一个某月某日,我正纠缠在一个事件或者说是一个问题之中。我常常这样。这是我证明我存在的唯一生路。


那天,我窗前的那棵树强烈地震撼了我。我的窗外有一棵几十年前的树。我突然想到了它为什么会长粗长大长出叶子却不会像人一样说话这一问题。我一想到它是在我的眼皮底下长高的,抽叶发芽伸胳膊舒腰,我为此激动不已。我相信沿着它能进入生命的深处。


她敲开了我的门。


我虽然感到了这一事情的突然性,但并没有惊异。她的样子是受刑以后的那种样子。子弹准确地射中了她的后脑,脑袋流出的一种粉红色的液体和她的头发亲密地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奇特的图案。子弹严重地改变了她面部的形象,一只眼睛突了出来,眼珠子和突出的部分保持着一种新型的联系。另一只则深深地陷进去,以至于不仔细就可能忘记眼窝里还有一颗能看清世界的圆珠子。我说过她很漂亮,现有她却使我感到她神秘莫测。我不能判定她和我说话时是否在看着我。


她穿着那天在刑车上人们看到的那身衣服。我还注意到她的衣服上有一些泥水脱落后留下的污点。

 

    

“你杀死他以后来到了广场。你在那里呆了整整一个上午。”法官说。

   

“你应该给我们讲清楚你为什么要杀死他,是失手还是故意所为?”法官对我的邻居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他用的是“你应该”怎么怎么,而不是“你必须”怎么怎么。

    

“你为什么不逃跑?”


法官提出的这些问题对我的邻居来说,仿佛是一堆枯燥无味的干屎蛋。

    

“我想旗杆上应该有一样什么东西。”她说。

    

本市的居民都知道那根旗杆。那是一根圆形的铁杆,下半部的油漆已经脱落,但上半部依然保持着几十年前出现在广场上的那种样子,放射着一种陈旧的白光。杆顶上有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圆疙瘩,证明着设计者的一种美学思考。当然它也不会拒绝一只鸟什么的在那里作一种意味深长的停留,也许是两只。空旷的广场是它的背景。它们的组合成功地显示了一段深刻的历史以及热情败落后难以言喻的隐衷。


那天,他们给她作了一个不太明确的手势,手势带着浓厚的潮湿味。她扭头朝旗杆上看了一眼。她猛然想起了旗杆上应该有一样什么东西。她突然有了一种说不清是惊喜还是悲怆的感觉。那时候雨正哗哗啦啦地下着。那时候街上正流行泡泡糖。其实那时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雨水正顺着旗杆往下滑动,争先恐后地汇入地面的积水,慌不择路。那是一辆草绿色的三轮摩托车。它像鱼一样在水面上飞快地划出一个巨大的半圆。积水激动地飞扬起来,像鱼的翅膀。然后,她听到了一阵短促而激烈的胶皮和水泥地面的摩擦声。她朝旗杆上看了一眼。以后的许多日子,她都没有忘记它。

 

    

“他们说我杀害了丈夫。”她说。

    

“他们做梦也那么认真。”她说。

    

“滑稽。”她说。

    

她努力想作出一种笑的表示。被子弹严重改变形状后的脸面使她的努力有了一种别致的效果。她的嘴已歪了,牙齿上沾着泥土,那是子弹射中后扑倒的结果。她咧嘴的时候,突出来的那只眼珠子和陷进去的另一只连续颤抖着,她甚至还流出了一些涎水。眼珠子上也似乎分泌出一种湿润的物质,证明人的眼珠子即使掉出来以后仍然会流泪。

    

“他们说我杀害了我的丈夫。”她当时给我这么说。


“你不能否认这一点。”法官说。


我的邻居和我断断续续的交谈终于把我从树为什么像人一样会长而不会像人一样说话的深渊中解救了出来。我不知不觉陷入了另一个深渊。我不能不相信她杀害了她的丈夫这一事实,尽管她本人对此似乎一无所知。


我亲眼看见几位公安可怕地去过她家,并从里边弄出了一具男人的尸体。这屋里再没有第二个男人。而且,她因此而判了死刑。子弹钻进她的脑袋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爆发力,使她的一只眼珠子跳出来吊在了鼻子的旁边,在那里来回摆动。她似乎不太习惯这种无休止的摆动,不时地用手指头按按它,企图让它能稳定一会儿。这使我感到她是把眼珠子握在手里看我的。她握在手里的眼珠子像一颗光明磊落的葡萄或者宝石,发出一种深远的蓝光或绿光。


“他们说我杀死了我的男人。”就这么她给我笑了一下。

 


法官的声音很空洞。对一个做梦的人来说,任何声音都是空洞的。那时候,她很想证明梦魇的真实性。梦的新鲜感已经消失。她甚至有些腻味了,但她毫无办法。她无法终止它。


她一次又一次越过法官空洞的声音,想着那根孤单的旗杆。她想不出旗杆上到底应该有一样什么东西。


她很自然地想起了一面旗帜。那是在小学的课本上看到的。她任何时候都能流畅地背诵出那篇课文的全部内容。五颗脆黄的星星背后,是一片热烈的红色。国旗,五星红旗,我们爱你向你敬礼。课文朴素到了一种博大精深的境界。她甚至能想起领诵课文的那位小辫子老师。后来小辫子的肚子大了。那是一个男人用一种长久而激烈的动作促成的。后来她毫无例外地喊叫了一阵,并出了一身汗,就做了母亲。再后来她再也没见过她。她的领诵诱发了一群孩子的声音,让人感到有了一种旗帜在空气中发出的摇摆声。这时候,她领悟到了“烙”这个动作对人不可抗拒的意义。她也许还感到了人想忘掉一样什么东西完全是一种徒劳。


她突然有了一种激动。


她想旗杆上为什么就不能挂一块猪肉或者一只茶壶什么的,或者吊一只死鸟。

 


那天,像往常的其它许多天一样。我的邻居和他没说过一句话。他是一家橡胶厂的工人,一个不愿意上班的矮个子男人。“我有病。”他说。他手里提着一个盛满无色液体的瓶子。他呷了两口,屋里立刻有了一股浓烈的气味。


他不打别处,专打她的脸。左边一下,然后是右边。不多打也不少打。


然后就笑嘻嘻地给她说:“我有病。”


他是骑着那辆油漆斑驳的飞鸽自行车回来的。他把它扛上了楼梯。他暂时还不想把他的鸽子交给小偷。


他总骑着那辆油漆班驳的飞鸽。


他把飞鸽交给了小偷。


那时候,小偷像泡泡糖一样在大街小巷流行。

    

“你不和我说话?”他说。

    

“你看。”他说。


他总是这么笑嘻嘻的。他伸出一只手,在她的脸上扇了一下,然后又扇了另一下,整个动作像是早已安排好的一套程序。然后他倒下去,像土块一样在床上倒成一个任意的形状。他总是在黎明时分醒来。他醒来的时候总是满怀着一种美好的情感,给她提出那种美好的要求。他跪在她跟前。他看见她张着眼窝,长长的眼睫毛在眼圈上拉出了一些稀疏的灯影。


他弄她的时候总喜欢亮着灯。


这也是多年保留下来的一种习惯。他总是先揉捏她的乳头。那两个紫红色的乳头可以帮助他唤起记忆。很久以前的那种透心的手感一直残留在他的手指头上。


那是一个晚霞消失后的傍晚,在拥挤的楼房之间,他有一种朦胧的欲望。


“这么好的时光,”他说。


“真想做点什么事情。”他的声音里似乎包含着一种无比深奥的痛苦。


那时候,她正听着空气流动的声音。她瞄了他一眼,就认识了他,就跟他进了一间屋子。后来,那间屋就成了他们的新房,按法官的说法,也是我邻居作案的地方。他揉捏着她胸脯上那两个可心的玩物,就像世纪风揉捏母岩一样,房间里金黄色的尘粉飘飘扬扬。他听着她断断续续地发出一阵酥软的呻吟。他在慌乱中放了一炮。然后他给她说:

    

“我有房子。”

    

她又瞄了他一眼,从床上溜下来系裤子。他意犹未尽。

    

“我真想把你的肚子吹胀。”他说。


她美丽地给他笑了一下。


他到底吹胀了她。

 

她生了一个丑陋的女孩,额头打着许多粗糙的皱折,像经历了许多事情一样。她沉默寡言但不安静。没有人能记起她和谁说过什么话。她一天吃11根冰棍。她冷不防就会抓人脸。“熊。”挨抓的人捂着脸大声喊。她并不跑,只是瞪着两只三角眼看他们。她总抱着那个小板凳坐在一个地方鼓捣脚上的袜子,穿上又脱下来,脱了又穿上去,就这么不厌其烦,整整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凭她两岁半的年纪,这种超常的耐心让人害怕。她一天平均换四件毛线裤,晚上上床的时候,腿上的那件依然是湿的,沾满了泥土。她就是这么个女孩儿。


那天晚上,她肯定在屋里。也许她知道屋里所发生的一切。按照法官所说的,我的邻居用铁器击中了丈夫的头部,她也许会听到什么响声。事实上,出事的第二天,她就不见了。有人看见她抱着一捆冰棍上了大街,挤进了泡泡糖的潮水中,再也没有回来。


我的邻居是在没有任何旁证的情况中被押上了那辆大卡车的。她没有任何交待。她一次又一次忽略了法官的声音。她没有上诉。正像我看到的一样,一颗子弹从一团青紫色的闪光中跳出来,准确地射中了她的头部。


那间坟墓一样的屋子给人一种时刻都会爆炸的感觉。

 

那天晚上,屋里至少还有一个人可以听到一些响动。那是一个三年来从未出过门的老女人。她神色紧张但容光焕发。30年前,她的照片上过本市一张日报的二版。她一生中几次搬家,直到搬进这间屋子为止。她居住的那间卧室的墙上挂满了各种类型的奖状,证明她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时光。三年前的某一天,她突然宣布她再也不出那间屋子了,而且不欢迎别人进去。她做出这一重大决定的唯一原因是她要清扫这间屋子,让屋子里见不到一颗灰尘。这一决定注定了她的整个余生要和灰尘作战。她使用过各种武器。她从不打开窗户。她害怕看见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中翻腾的金色尘粉。她为赢得这场激动人心的战争而身心交瘁。她一天天地瘦下来,精力却成倍地增长。她像野兽一样发出一声声低吟,然后大口大口地喘气。当那几位公安破门而入的时候,他们险些被屋子里激荡的灰尘呛倒。她显然吃了一惊。三年来,她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陌生面孔。也似乎有些局促不安,但很快就对这几位不速之客表示出极大的愤怒。

    

“出去。”她说。

    

“听我们说——”公安说。

    

“出去。”她说。

    

“你的媳妇杀了你的儿子。”


“我什么也不知道。出去。”她说着,就要像驱赶灰尘一样把他们驱赶出去。


她还警告他们,如果不赶快出去,她一定会这么做。她一手握着一把扫帚,另一只手提着一件布衫。这都是扑打灰尘的武器。她拒绝作证。以后的许多日子,人们对威严的法律在一位瘦小的老女人眼前突然阳痿的事实大惑不解,并为此惊慌了好长时间。


当人们从这种惊慌中镇静下来,法律又重新勃起的时候,还是那几位公安,他们勇敢地推开了她卧室的门,发现她已经死在床上了。正像他们曾经见过的那样,她的一只手里握着一把扫帚,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件布衫,愤怒的脸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她睁着眼窝,他们看见她的眼仁上也落了一层她驱赶过的那种东西。


她以特殊的方式彻底拒绝了他们的拜访。

 

案件在拖延了八个月之后,法庭经过一次快速审判,我的邻居在郊外事先挖好的一个小坑跟前被枪决了。


和她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几位因为吹泡泡糖而犯罪的人,他们企图把所有吹泡泡糖的人组织起来。他们甚至在一家商场制造了一次动乱。在一个预定的时刻,无数个泡泡突然在那家商店里爆炸开来,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恐惧的甜味,骚乱中,人们夺门而出,玻璃纷纷破裂,几位无辜者被踩死,两位漂亮的女营业员当即昏倒在柜台背后。


“快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他们大声喊叫。他们以流氓罪和间接杀人罪被判处死刑。临刑前问他们有什么遗言,他们用极其严肃的声音说:“给我们一块泡泡糖。”


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


“这不过是一场荒唐的游戏。”他们说。


从此,他们闭上了嘴,再也没有说话。当时,两个极有权威性的会议正在本市召开,有人联名提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泡泡糖的生产和流行范围以及吹的方式,等等。

 

那时候,我的邻居又一次想起了那根旗杆。她胸前的硬纸牌已被取下来。他们让她跪在那个土坑前。枪口已对准了她后脑勺的某个部位。她已感到了从枪头上传过来的一股凉气。她感到他们这么认真实在有些可笑。她甚至想告诉她身后的人,这不过是做梦罢了。她极力想从这种早已腻味的梦魇中拔脱出来。她为此甚至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她把头拧了拧。她感到他们按她的那两只手很有力气。

    

“我说。”

    

她没有放弃努力。这时候她感到她的头脑突然变得清彻如洗。只有一样东西在这一片清彻的背景中摇摆着,游来游去。这该是多么醒目。

    

“我想起来了。”她说。

    

“旗杆上应该吊一只鞋。”她说。

    

“注意了。”她听见身后有一个浑浊的声音在发号施令,“都把头抬起来,给你们照一张像。”她知道那人手里拿着一面小旗。时间不多了。

    

“鞋。我说。”

    

这时候,她听到了脑后放气似的响了一声。她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一团灼热的干牛粪塞进了她的脑袋。脑袋承受不了这种突然的进攻,骤然开裂。她没有来得及体验这种全新的感受,就栽倒了。

    

“滑稽。”我的邻居说。


她依然把那只绿葡萄或者蓝宝石一样的眼珠子握在手里看我。我终于发现了一个事实,她断断续续的话语并没有给我任何帮助。其实我对我正纠缠其中的一切毫无所知。我对整个事件的真实性产生了动摇。


那是许多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推开了我邻居的门。她就是从那里走出来和我交谈的,然后再走进来。我推开门的时候,她一点也没有表示出诧异的意思。她只是举起那只绿葡萄一样的眼珠子照了照我,然后就等我开口。


“你丈夫呢?”我这么问了一声。


我已说过,我对整个事件的真实性产生了动摇。我已想起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她从来也没肯定或者否定她是不是杀死了她的丈夫。

    

“死了。”她说。

    

这仍然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女人在她们的男人长时间出门不归的情况下,也会这么说的。


“好多天不见静静了。”我说。


静静就是那个两岁半的小女孩。我对我这一句极为含蓄的问话很满意。我没想到她比我更含蓄。她似乎给我笑了笑,说:

    

“我很累。”

    

这一切似乎在向我证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突然有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然后,我就有一种想哭的体验。

    

“噢。”我说。

    

“噢。”我又说。

     

我的邻居对我的反应很为疑惑,因为握在她手里的那只眼珠子不停地闪着一种含糊不清的光亮。她甚至把那只手朝我的脸跟前凑了凑。

    

“噢。”我说。

    

那时候,天上一直下着一种带有酸味的雨。本市的居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以至于像孩子一样,看着一切坚硬的东西像风化了一样,在雨中一片一片地剥落。


我邻居的门紧紧闭着。

 

                  (原载于《作家》1993年第5期 杨争光小说三篇)

本期插图 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 来源见水印


创作谈


1983年,参加工作一年后的某一天,我按照组织的要求,端着小板凳,坐在我工作所在的单位门口,等待几十辆汽车拉着几十位死刑犯从大街上通过。大街的名字叫解放路。车队很快过来了,确实有几十辆,确实是几十位死刑犯,一人一辆,几近于专车。确实很壮观,很具震撼力。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们被枪杀一一接近标准一些的说法应该是,被执法于郊外的刑场。


这样的情形,在我工作的城市先后有过两次。被执行死刑的,共八十多人。


这样的情形,在全国所有的城市都有发生,大同小异,同时上演:游街,观看,行刑,像一幕完整的戏剧。


事后,我认真阅读过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布告,私想: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罪不该死。 我被我吓了一跳。我受过的教育和事先坐在小板凳上的观看引起的震撼一并告诉我,我不应该这么想,这么想是很危险。我立刻告诉自己,这样的“私想”,一定不是经由我的脑袋,而是肚子里不关思维的某个脏器越位思想的。如果经由脑袋,就会是“公想”。


这就是那一年的那一场声势浩大的,遍及整个国家的,一个国家的司法行动,简称“严打”。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做“严打”,却未必都清楚“严打”深藏的含义以及所有的暗示。


这就是我的这一篇《我的邻居》遥远的背景和底色。


但实在是一篇纯属虚构的作品。


我想,畸形的司法与畸形的人格一定有某种隐秘的关系。


我想,畸形的司法和畸形的人格都是畸形社会生态最活跃的元素。


但这些,和写作时心存“先锋”和“现代性”企图的一个短篇小说,到底有几多关系呢? 但,上述种种,都应该与“荒诞”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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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有言:小说是虚构的艺术。


我做小说,也应该在“虚构”之列。是否艺术?另当别论。


有虚构,就应该有非虚构。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非虚构”呢?


虚构。非虚构。我宁愿更相信虚构,比如,我就不大相信书写的“非虚构”的历史。


这一个板块是专为“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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