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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仪:我的环保心路

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2018-01-12 19:05:40

本文根据2013年4月15日邓仪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因篇幅有限,有删减。

主持人:
邓仪老师是环保界的传奇人物,国际上也获得了很多奖项,他很特别的一点是把环保和发展结合起来。而且他非常强调当地的人要一起参与处理环境问题,这是邓老师一直坚持的,他在推行过程中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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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仪:
我是一个实践者,我跟大家说不了多少东西,下面主要是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从三个层面说起,第一个层面是对自然保护的认知变化,大家对自然保护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判断,不一样的标准;第二个层面,在自然保护里,我是怎么去理解社会发展,又是怎么做的;第三个,作为主导者也好,参与者也好,服务者也好,我的二十多年,差不多三十年的工作经历,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节点上发生了认知变化和行动变化的。

第一个是我的启蒙阶段,22年前,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贵州省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海是一个高原湿地,以黑颈鹤这一稀见物种为保护对象。这个保护区有点特殊,它经过千百万年沧海桑田的变化,到1860年形成一个水域面积达45平方公里的高原湿地。后来因为文革的时候, 开始“围海造田”运动, 对它进行了人工排水,至1972年彻底将水域排干,土地归人民公社所有。到了1982年,政府把那些土地承包给了当地老百姓。但到了1983年,国家又开始推行建立“自然保护区”政策,于是又把老百姓手上的土地重新淹没掉,在草海建立了草海自然保护区。当时在这45平方公里的保护区中有14个行政村,6500多户,近3万人。

草海边的孩子
因为保护区的建立,建坝蓄水恢复湿地,导致老百姓的承包土地大量被淹没,人均耕地减为0.5亩,可以说这个保护区是在当地老百姓丧失土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保护区建立后,由于失去绝大部分土地,40%的农民生存在极贫状态下,年人均收入只有450元。

我的第一份工作很荣幸,刚好走到了保护与生存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对沼泽、湿地、水生动物及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在关于自然保护区的理论解释中,所有的教材都告诉我们,圆形是最好的保护区现状,长形是如何不好等―――保护区中什么叫核心区,什么叫缓冲区,什么叫生产实验区……这是所有专家、政府和从业工作者去审视那块土地的目光和思想认识。但对农民来说,却是如何才能把水排掉让它变成土地,土地上种粮食来维持生存。所以同样在一个保护区内,不同的群体对自然资源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经济取向;站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上,审视自然的功能和属性有着本质的差异。

野外监测
所以草海的保护冲突很大,经常不是我们把村民抓去判刑,就是村民把我们送进医院。我在草海工作时被打成重伤,进过三次医院,这是比较血腥的,几百人和几百人斗,包括公安的刑侦队,都有被打进医院的经历。

说几个对我触动比较大的故事。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做环境教育,这是从欧美传进来的一种比较先进的感受式教育。说什么呢?说如果你今天在产卵期打鱼,那以后就没有鱼了。小孩听懂后,就回去告诉他爹:“鱼是不能打的,以后我们的子孙也没有了。”他爹说“你这个杂种,今天我不打鱼,你就饿死了。”不一样的人思考不一样的问题。这个说法是对的,当时的季节是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每天的生存是用捕鱼换取一些食物,不是米也不是玉米,就几斤土豆。

第二个故事是村民在菜地里捕野鸭子,我们去抓,那村民问:“邓老师,你说我养了一头猪,吃我们家的土豆,吃我们家的白菜长大,那个猪是不是我的?”我说:“是你的。”他又问:“那个野鸭子从来都是吃我们家的菜长大的,是不是我家的?”我说:“这是国家的,野生动物资源,几级几级保护动物。”对老百姓来说,他吃了我们家的,从飞来迁徙到这里就开始吃我们家菜,吃到差不多了,这是我养大的……。就这样,我开始反思,我们接受的教育和我们的法律法规为什么和真实的世界差异这样大?

社区工作
第三个是,当时的草海是中国最典型的保护案例。草海82年将土地承包给老百姓,83年又恢复水位,也就是说,整个保护区的所谓湿地,都是淹没农民的承包地来实现的。所以整个保护里面,老百姓要承担两个责任。第一个,自然资源保护区的人要管理,同时淹在水下面的土地,每年政府还要去收税。政府的说法是:“那是保护区的事,你找他们。”;保护区的人又说:“那是当地政府的事,和我们保护区没有关系。”

有一天我遇到我们的一个同学,我们下去抓打野生动物的人,我们同学下去抓抗税的人。大家都全副武装,什么枪啦,对讲机啦,手铐啦,都是这种。那个场景和日本鬼子进村的电影镜头是差不多的,就是硝烟弥漫。

草海边的农户
随着这些故事的发现,开始逐渐颠覆我们从前接受的观念,开始思考——这种保护是不是应该的?原来,我们接受的教育里面,你只管环境,其他的关于什么人的生存,和你都没关系。我是学环境保护的,不说人的问题。既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和国际组织说,能不能有这样一种尝试,包括基金会,能不能解决当地人的生存问题,达到保护和生存的平衡。

在那个点我做了十几年,还有一个故事也比较有意思,有个叫簸箕湾的地方,是鸟类最集中的地方,我们从环保部门申请了15万元,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水禽繁殖区,荷兰乐施会还资助修了一个观鸟台,试图把“保护下来的同时实现发展”的期望寄托在这上面,希望通过发展旅游,吸引游客来观鸟,老百姓从中得到收益。

废弃的观鸟台
我2001年离开草海,当我2004年再回去看时,望远镜不见了,配的鸟类图鉴不见了,当时老百姓组织起来申请的监督委员会也不见了,只剩下了一堆残破的东西。可见,当年所有的美好假设,国际最先进的经验,都在现实中覆灭了。

草海模式,作为“保护与发展”共赢的实践性案例,一时间在国内外都很火,有专家在说,媒体在说,《南方周末》的头条也登过,叫草海开始民主的尝试,还有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等。但越往后走,你会发现,这只是我们外人在说,唯一村民没有说,每一次都是别人在说话,村民没说话。

但草海项目对我个体来说,重新认识环保里面人的权利问题,从原来对人权利的漠视慢慢转换为伙伴关系。这也证明了一点,在自然保护中,如果没有和当地老百姓生计的良性互动,这样的保护第一是无效的,第二也是非人道的。

我自己分析下来,所有的项目都是——国际专家到我们,我们作为顶层设计者,设计好了这样那样的制度。人民因为要得到那个利益,进入了你的圈套,比如PRA调查,比如怎么选户等等,人民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开始了得到了尊重,但是整个项目里面,他是被动的,全部是专家在说在设计,这是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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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个历程是2001年开始,在贵州古胜,是靠近乌江河谷的一个村,石漠化很严重的地方,是国家实现退耕还林的重点村。当时,正好遇到一个在日本读博士的朋友,给了一笔钱,让我在这个地方做社区项目,而他则在一边做研究和观察纪录,当时这个村是贵州省省长的点,提出的目标是:冬要有绿,春要有花,秋要有果。所以他们设计好了,把该绿的放上去,把该果的放上去。但是对老百姓来说,当时放进去的树,死了没有人管,有的种都没种下去就直接扔了。

跟老百姓聊天,他们告诉我:“今年无所谓了,反正拿了退耕还林的粮食补贴,但是等到以后不发粮食的时候,还是要砍树,照样种地去。”这是老百姓的心态。而且整个退耕,因为有补贴,老百姓很愿意,还林,因为还的林和他的需求完全不一样。所以种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有那个工钱就行。

这是当时的现实,因为这小笔钱,让我开始了这个尝试,有很大的创新空间。我们做什么尝试呢?除了培训以外,我们做了“让老百姓自己来决策项目”的第一步尝试。

当时第一期项目,各个小组自己来申报项目,然后小组自己来评比,在那个地方,人们第一次遇到——外人的钱可以由自己当家作主做选择,所以,项目该怎么做,谁该得到这个钱,就开始讨论开了,项目也一个一个申报上来,一个一个实施下去。结果发现在古胜这个地方,在人均600多块钱的地方,人均三分多土地的地方,最后保护下来,人家还有10000多亩的自然保护地,保护得还很有效。

古胜村的封山碑
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原来草海的模式,老百姓是被动的,被你设计,而这个地方开始老百姓是自我设计,自我管理。

比如修一条路,那村里家家户户都种有一些水果,但一直没通车路,背水果从山脚下背到公路上,坡很陡,10块钱的水果要花5块钱请人背上来。老百姓会说:“要我关注环境,如果解决不了路的问题,那我就没办法去关注。”而且老百姓说,“如果煤炭运进来了,我砍树的几率就少了。”

村民自发修成的路
修路的故事特别有意思。我们请了公路局的人去勘测,请了镇政府的人去协调,设计好了一个方案,跟老百姓谈,家家老百姓说:“行,邓老师,你们这个方案很好,但是占了我们家地了,我们人均三分地,被你们占了两分多,你看是赔五万还是赔六万?”每个人都会这样想,最后我们干脆推翻了传统的做法,“这个路又不是我修的,你们要修你们修,你们商量好方案我来支持钱就行。”因为有两个组,一个在山腰,一个在山脚。山腰这个组占了单户的利益,而山脚的小组要用上组的路,怎么来调配,全部由他们自己来讨论和协调,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育。最后,这个路我们只支持了两万元, 三公里多的路就修下来了。其实,那条路修得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过程里面,管安全的,管爆破的,管财务的,管监督的,整个都是由社区自己组织,自己讨论和协商。

同样一条路,到了2006年的时候,社会主义新农村项目的介入,镇政府请了一个工程队,在我们三万块钱的路上,用了38万铺起了水泥路。而老百姓试图去监督的时候,得到回应是:“你们没有权利监督,因为是镇政府包给我们的。”另外,在当时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很受老百姓欢迎,管委会的副主任,被选为副村长,但后来随着新农村项目的进入,项目刚刚熏陶出来的社区公共基础便遭遇了瓦解,副村长没几天就买了一个小面的。
 
通过古胜这个项目,我自己的反思是,只有当地人作为主体的时候,无论是社区发展,还是自然保护,才可能得以实现,否则,仅仅依赖精英主义永远都解决不了社会的最根本问题;第二个是,老百姓项目做得很好,环境保护下来了,但是如果解决不了和基层政府的关系,那么这个项目也是不完整和脆弱的;第三个,我们NGO给钱的时候,村民按照这个规则公开透明来决策,但当其他的公共资源如政府的项目资金下来时,他若掌控不了这种资源的决策权,这个路径依赖,又会让他回到从前。

因此,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的认识和行动也都在发生变化,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服务者和参与者,而非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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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在内蒙古阿拉善,我2004年3月28日去到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阿拉善这个地方故事挺长,我只是简单地讲一下。阿拉善的环境保护,政府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保护方式,环境破坏了之后把人移走就行,但移民这种办法不单从生态学上,而且从政治学上和人权上移民都是不对的。
2004年6月2日,初到阿拉善不久,一场沙尘暴便铺天盖地而来
阿拉善的荒漠化草原,远处是贺兰山
我选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来说,有一个叫“腰坝”的嘎查(村)。这是当地地区政府、县政府、镇政府最怕的一个村,这个村,因为贺兰山的保护,把村民从山上强行移下来,几点几分不移的话,就动用推土机。在山上的时候,村民的年人均收入有七八千元,下来之后就只有1360-1380元之间,搬下来后没多久就陷入贫困,于是村民就结队去上访,经常去抢占政府大楼,一去就几百人,在里面吃喝拉撒睡,而有些村民没办法又开始往山里面偷偷放牧。第二是,他们原来在山里是放牧的,现在移出来后,在农区种地,而当地的降雨量每年才40mm-200mm,他们种地所依赖的水源都是地下水,也就是说,它更加剧了环境的破坏。

但我们那些制定政策的专家往往看不到这些,从林业部门来看,表面上来看,山上的那几颗树是保住了。但是从阿拉善整个大区来看,只要水死,也就是像现在这样持续二三十年,科学家有过研究,很快就会是第二个楼兰。但是政府不管这些,专家更不管。
 
后来,我们项目进入时,老百姓说:“既然我们从山上下来受到不公平待遇,我们想要活下去,要多赚点钱,这是一;第二个,在多赚钱的时候,又不能浪费地下水。”,所以老百姓算了一本账说:“既然如此,我们想养牛。一头牛等于五亩地的纯收入,如果一头牛一年最多消耗100吨水,而五亩地要消耗3000吨水,这样整个片区能省下不少吨水。”老百姓这样算,无论从经济收入来说,还是对环境来说,他们的选择都是对的。

于是,我们开始做了另外一种尝试,第一次把商业股份制引进去,老百姓有同等的机会入股,机会公平。有钱的买10股,没钱的可以买1股,但是买股的机会是均等的。然后把公益的钱也按照股份入股,作为公益股用于社区未来的公共财政,来支撑社区的公共管理。在古胜就是因为没有公共财政,项目的钱花完了以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把它摧毁掉了,所以我们试图激发村民用自身的资源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共管理。

这里面的奶台啊,牛场啊,是比较复杂的事。奶台的结构上SEE占股份25%,农民自己集资42%,还有土地的。还有牛场的,这里也有政府的钱,政府占了13%,小母牛基金会14%,SEE25%,农民占了18%,等等。从2007年到2008年,我看了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他们赚了36万。当然2008年以后因为三聚氰胺事件,以及其他的原因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我2009年离开的时候,它还在继续发展和盈利中。

腰坝的项目管委会成员
随着项目的推动,村民的意识开始慢慢发生变化,全村人还专门开过一个会,讨论之前由政府批准的打六口井的许可,现在他们大家讨论后决定不打那六口井了,相当于放弃1000亩的土地开垦权。每个人舍掉人均收入的42%,来进行水和土地的保护。

在整个项目过程,无论是带村民外出进行经验扩展还是开始项目申报,还是由老百姓自主实施和自主管理项目,种种训练都只是工具,这不是目的,是手段,是训练他们如何去认知的问题,然后他们会作自己的不同思考和选择。

村民会议,讨论自然保护地建设
平时我们经常说公民社会和民主, 但这和每个人的经验认知和社会基础是很大关系的。记得80年代,第一次和老外接触,遇上吃饭我们就会拿茅台酒招待他们,于是老外第二年特意给我们带来百事可乐,倒可乐的时候,我们的财务偷偷在一边说:“老外真抠门,给我们喝酱油。”这就是经验认知的差异。
邓仪在培训中
就这样简单,一个西方社会的公民,从中世纪开始受了几百年的熏陶,我们现在来说公共性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件一件的事件,如果他没有自己愿意参与的历练,在香港是因为它有历史积淀下来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大陆,如何在社区里三五年个个都去倡导公民社会的话,就有点空。就像如果是汽油的话,社会基础够了,点一根火柴就够了。如果没有社会基础的话,是水的话,随便你点多少火柴都没有用。

另外,我还要提到的一点是,在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中,我们发现,虽然彼此之间的做事风格和价值诉求差异很大,但趋同的一点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能否真正得到发展,环境能否真正得到保护,有了这个共识基础,他们也会去思考并接纳支撑这变化背后的价值和行动逻辑。国务院扶贫办的主任说:“我们就要这个东西。”而我们现在在云南三江并流做的项目,丽江市委书记看了以后说了一句:“原来一直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今天看来,制度和机制才是第一生产力。”

所以,我们做环境保护的,如果想要真正的解决环境问题,必须首先从社会层面入手,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而在这个里面,人的意识和行动的变化是最根本的一点。
(现场问答部分略)

2016年6月,在云南三江并流区域的项目点之一——巨甸镇的项目竞争会上,村民正在讲述自己小组申报的“村寨银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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