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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孩子(上)

定西老乡之家2018-06-18 15: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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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孩子


文 | 孙中伦

本文曾发“单读”(id:dandureading)

文章为节选,完整版见《回来》


1.


在离开定西之后的许多天,某个安稳的梦里,我梦见了我在定西遇见的人们。雪夜里我们团坐在一起,聊些听不清、如雾气般的话,仿佛互相之间都很熟悉。我想这是旅行的意外馈赠——在许多日子之后它又姗姗而来,以一种非线性的语气,把所有人物和遭遇糅杂在一起,像是时间以外的人生。


我是十一月到甘肃定西的,做县城初中的英语老师。说不清为什么要来,也许是少年时候的一个执念。十一月的某天我坐上去往定西城的颠簸大巴,穿梭于层峦叠嶂的山脉,它们像琥珀里的浪花逼近又远去。夏天我去会宁时也路过这里,我记得路边有男人抽烟,他把衣服卷到胸部,沙尘涂抹了他的脸。三个月后,我坐进定西初一年级的教室,英语课上王老师在讲现在进行时。




“Look, Chen Yu is standing. But, I often stand.”


王老师在同一个讲台前站了快二十年了。黑板槽上日复一日地积满灰尘,然后被吹落。空气中能看到飘散的尘埃与微粒,那是老去的粉笔灰和西北的黄沙。二十年前那些羞涩的乡下姑娘把它们吹散,如今她们嫁入南宁和郑州,有着一个或两个孩子,过着比在定西更好的生活。坐在底下,我好奇王老师是否曾思索过现在进行时的滑稽。小胖子Chen Yu站着的这一刻显得如此漫长,而过去却一闪而过。


在那一闪而去的过去里,有许多要被忘掉的事。五十年前的定西曾饿死过很多人,有人说陇中至少死了一百三十万。那时国家开展了引洮工程,“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干旱面貌”。大队征用了整个陇中地区的青壮年,结果引洮不成,粮食也荒芜了。人们挖树皮,甚至吃人肉。恍然五十载,洮河水终于在去年通入了定西。如今黄沙里长出绿色的柳树,糖炒栗子在石英砂里翻来覆去,驼背老人在街边卖橘子和葡萄。


我坐在教室里,正前方是一面钟。钟的两边是几个红体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教室墙壁上贴着另外一幅对联:静中显竞,竞中取胜。教育里时刻充斥着这种伪善的命题——老师要求学生尽可能谦逊,但墙上的警言暗示人要笑里藏刀。在五十多个学生的教室里,有一股干了的牛粪的味道。窗外有一根锈了的大烟囱,如果我在这里上学,我会整天整天地看着它。


我任教的初中在县城里,然而八成学生都来自农村。事实上农村学校的慈善捐款源源不断,但孩子已经所剩无几。农民都把孩子送进城里,更好的教育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下课之后,没做作业的孩子跟着老师回了办公室。有个孩子矮小而瘦弱,他戴着一副墨绿边框的眼镜。


“作业呢。”


“什么作业?”孩子喃喃自语。


“什么作业?”老师生气了,拧住他的袖管。孩子害怕了。他张开的嘴唇抖动起来,合也合不上。紧接着,泪水从眼眶里一粒一粒滚出来。


“第几次了?空白的给我交上来?”老师的表情严肃。孩子攒着作业本,随着老师的一声“走!”连滚带爬地跑出办公室。我想起二年级的清晨,在姑姑的自行车后座上,我也突然脑袋一空。啊。真的忘记做了。怎么办。


“老师,我忘带了。”我走到老师的桌前,头撇向一边。


“回去拿。”


“喔。”


“现在!”老师把红笔一甩。她抬头吼我。


我呼哧呼哧地跑回教室,从桌肚里掏出空白的作业本,只敢翻开一个角确认一下,就匆匆塞进衣服。出门的时候,同学们都用耻辱的眼光看着我。我后悔了。我会对将来的孩子说学习改变命运。我会告诉他我这一生的厄运都是从二年级的那个清晨开始的,因为我忘记做作业了,因为我没有认真学习。


我的命运在那一刻改变了吗?如果那时我选择忘却羞耻,现在或许就变成了一个恬不知耻的人,游荡在街头,以恃强凌弱来荒度时光。这是我一直困惑的地方——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为命运负责了。而作为定西孩子,你要为外出务工的父母疏于管教而负责。你的父母也曾是孩子,他们要为年少时的饥饿与贫穷负责。命运是环环相扣的,然而你没有反驳的余地。是你自己选择了沉沦而非破釜沉舟。




“在定西,学习是唯一出路。”王老师说。“如果我没有上到学,我会在楼下的街道旁卖水果和蔬菜。”


此时的办公室里,早操时讲话的几个孩子正一字排开地趴在地上,班主任拿木棍打他们的屁股。他们啊啊地喊着,用膝盖顶住地面。后来老师们告诉我,“许多乡下孩子,不打不长记性。”仿佛如果手下留情,孩子们在长大成人之后便会记恨于心。传说初三年级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常把学生打得滚在地上,可学生毕业以后都泪流满面地拥抱他。他们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明白了伤口和疤痕使人成长。有朝一日,其中幸运的孩子们终于离开了那个黄沙漫天的家乡,他们想必会回想起黎明前那段稍稍有些疼痛的时光。

 


2.


王老师有时会看着窗外的烟囱发呆,那些锈迹像皱纹一样一根根连进心脏里。她想象锅炉的轰鸣,那些直上云霄的气体——它们总是在工作,日以继夜。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就生活在学校附近,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土坡,烟囱也无影无踪。她觉得万物好像都在一瞬之间出生。那些砖瓦,那些石路上裂开的缝隙,那些气势凌人的办公大楼。像是快进的镜头下盛开与枯萎的花朵。


通常王老师不让自己停下来。她是学校里最出色的英语老师,做事雷厉风行。可即便如此,她仍不停地批作业,教导学生,实在无事可做时也会帮着办公室拖地打扫。回到家,她帮家里做饭,做家务,帮高三的女儿辅导作业。日子纷纷而过,她得到各种各样的赞誉,人人都羡慕她,然而她有时还是怅然若失。


“也许我就是喜欢干活。”她自言自语。这难道不是社会对女人的要求么?能干,吃苦耐劳,把所有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然而她却总觉得却总像少了什么似的。她问自己过得是否开心——除了命定的磨难和必须背负的责任,她过得并不难堪啊。那么,她又在担心什么呢?


她想起小时候,七十年代的定西农村,那时她过得无忧无虑。她是七个姐妹中的老三;她记得有一次学校里的男孩叫老四“王八”,老四哭哭啼啼地回来,她头也不回就上门去教训那个臭小子。那时哪想得到将来要为人师表——甚至连理想都了无边际哩。她只是觉得做老师威武,可以光明正大地吃公粮。她想以后最好也能当个市民,拿城市户口。


她的童年已经不用忍饥挨饿了。大饥荒已经过去,她只从妈妈的嘴里听到以前人家的凄惨故事。“六零年的时候,我十一岁,住在十八里铺。那时候……”妈妈说,然而女儿都不爱听她的故事,刚开口便她们四散而逃。一到九月,或者十一月的傍晚,炊烟四起,泥土上都弥漫着洋芋味,那是她一年里最爱的时刻。富有的人家会宰猪——六七点钟的时候,她们姐妹几个守在别人的家门口,闻着肉味望梅止渴,像吃大餐一样。癞蛤蟆也陪在一旁呱呱地叫着,晚霞像染缸里碎了的蛋壳。


那时洮河还没有通水,她们喝的都是城里供应的自来水,一毛钱一担水,但如果用装汽油的大桶去灌水,一桶只要六毛,却相当于十二担水。孩子们不知道珍惜水,一到夏天还是常常戏水打闹。到冬天,大家都躲回土房了。开春寒的时候,老师会让她们背柴去学校生火。老师在火苗摇曳里一板一眼地讲课,孩子们的脸都被熏红了。




她又念起爸爸妈妈了。八十年代定西包产到户,她们一家就在路边开了一个压面铺子,每到赚了些小钱的时候,父母就带孩子们去兰州玩。爸爸开着一辆大拖拉机,后面托着小山坡一样的沙丘。爸爸在沙子顶上挖了个坑,她们姊妹几个就坐在上面。现在坐大巴车,一个半小时就能从兰州去定西,然而她却更怀念爸爸的拖拉机——到兰州的时候,已经过去四五个小时了,太阳都快落山咯。阳光透过黄土高坡的尘埃落在她身旁的沙丘上,触手可及。


现在,爸爸已经走了十多年,她仍时常想起他。爸爸生前最大的心愿,是让七个孩子中有三个能走出农村。他的愿望达成了。王老师有时觉得这都是天意——她并未想过做教师,然而教师让她拿到了城市户口。她想如果自己还呆在农村,现在也许就在街边的摊位上卖水果和蔬菜。不过她是个努力进取的女人,她觉得即便如此自己也可以过得丰衣足食。


她最初在乡下做老师,做了八年。农村孩子并非异乎寻常——他们既不会睁着求知的大眼睛,也不会偷鸡摸狗。比起城里的孩子们,他们只是显得脏兮兮的——有些孩子鼻涕拖得很长,也不以为然。他们大多害羞,不敢和老师说话,问一句说一句。王老师把家里的旧衣服带来,送给冬天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有些穷孩子早晨来上学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王老师就把他们叫到宿舍,把和丈夫学的一手川菜炒给他们吃。一边吃,孩子们一边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她记得一个女孩姓高,她到现在都记得她的面容。女孩平常不和同学讲话,吃饭也不吭声,只是一个人呆在角落里若有所思。那天吃着吃着,王老师想起女孩儿村里的一个老师,传说他常年对女学生图谋不轨,如今已经被枪决了。王老师问她,“你小学不会是在那个学校念的吧?”姓高的女孩低下头,不说话了。


过了一阵子,女孩来到王老师办公室,说,“老师,我明年不念书了。”


“为什么?”


“不能念书了。”


女孩回头就走了。至于为什么不能念,王老师始终不得而知。王老师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她希望她后来嫁了好人家,有了几个漂亮娃娃。她希望再偶然撞见她时她变得能说会道,叫唤身边的女儿喊奶奶,仿佛过去的阴霾都一扫而光了。




王老师两千年初来到定西城里。光考上城里初中的老师名额她就用了两年,而再过了两年她就成为了这里的招牌老师。家长争先恐后让孩子上她的班,老师见着她也毕恭毕敬了。她告诉年轻老师,做老师要记着自己的本分,不要昧良心,要一视同仁、换位思考;打孩子的时候注意分寸,想想如果是你自己孩子你会怎么做。年轻老师们点点头,若有所思。王老师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并没有在意今年是她教书的第二十多个年头了,仿佛日子重叠在一起就不值一提。某一天她接到学生的电话。“喂?是王老师吗?我是赛儿,你以前在山里的学生,你还记得我吗?对,就是那个回族男孩儿。那时候,你还帮我缝衣服呢。我现在在宁远镇的乡里做乡村老师,过得很好,结婚了,有一个宝宝。”


是在那时她觉得光阴如梭。她望着那根锈了的大烟囱——是什么让她觉得失落?她想也许是女儿的成绩不太好,而人家老师的孩子都出类拔萃,这让她有些尴尬。又也许因为现在是三口之家,总觉得没有从前三世同堂,八个姐妹那般热闹。可她一直所期望的无非就是家人平安健康,现在不正是如此吗?她忽然发现自己似乎从未有过什么奢望,总告诫自己,该有的都有了。偶尔她会去买彩票,开玩笑似地说,如果中了大奖她会先把学校里的操场给铺了。


她想也许她就是喜欢干活。她想女人生来便有鞠躬尽瘁的天赋。她尝试同时做一个好老师和一个好家人,有时忙到一个早晨要在家和学校之间来回六次。她告诉自己,累是活人的特权,不累才奇怪呢。然后她觉得喧哗停止了,她听见生命在运转。她说烦恼一会儿就可以烟消云散。

 


3.


她想起五十多年前饥荒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定西姑娘。那时人们叫她小安而非安奶奶。她住在十八里铺,离定西十八公里。彼时一家七口人,如今只剩下她和两个哥哥。


她常想起饥荒时的情景。那是六零年,她十一岁,眼神是清澈的。田野上的尸体和干裂的大地横亘在她没有滤镜的记忆里面,五十年来不断闪现在眼前。她觉得是因为老了,因为孤独,童年景象才更加肆无忌惮地纷至沓来。有时她梦中惊醒,饥肠辘辘仍如身临其境。而她随之感到庆幸——她意识到自己已有了女儿,有了孙子,在六零年后有了一段平凡、漫无边际的人生。




她说,她还记得五六、五七年的事情,那时还是包产到户呢,日子过得辛苦、波澜不惊。五八年,时代骚动起来,大跃进开始了。在定西,大人们被征去引洮和“平天震地”——把河流引来,把山坡铲平,这样就好种地。大人走后,大队上的人来家里收东西。灶台,锅子,桌子,凳子,都没有了,整个屋子只剩下炕和被子。有床的人家,连床也收走了。


“刮共产风了嘛。要都成为无产阶级。”


六零年,十一岁的小安每天和兄弟姐妹去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两顿一天,没有米,没有面,只有糊糊子。大大(爸爸)在这一年回来,据他说,引洮工程失败了,“平天震地”也没有了下文。“人定胜天”成了逞强的呐喊,虚弱如大洪水前绝望的人类。


也是在这一年,天开始不下雨了。


人们抬头望天。四季更迭,朝夕交替仍一成不变,只是不再对人施以恩惠。庄稼枯萎了,食堂烧不出吃的。小安饿得不行,一早就出门挖野菜去。有的能吃,有的不能,但人人自危,有的吃就不错了。她记得那时杏子还没熟,是青色的,有毒。她看到便摘下来吃,吃完,居然感觉身体好了许多。大大还让她满山去挖土豆。土豆都被大人们挖空了,小安就跟在他们后面,在地上找他们不小心漏掉的小块头。


一天晚上,他们一家人团坐在屋里,沉默不言——他们山穷水尽了。大大哄骗儿女们睡觉,许诺一些不可能的希望。夜半,他独自起床,去半山腰偷别人家晒干的白菜。出门的时候,他被抓住了。他被人围起来,打在地上。快黎明的时候,他步履蹒跚回到家,躺在炕上。第二天,他不说话,只是看着外面。过了几天,他断气了。家人把他抬出门,挖了小小一个坑,就埋了。


“那时死了人,就和死了动物一样。”


她忘了自己是如何熬过艰难岁月,忘了具体的细节,维生素和蛋白质如何在她体内维持脆弱平衡——然而对于死之渺小,生之无助她却记忆犹新。当她仍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学会将一切苦难习以为常。她记得那时坐在泥地上,从白天到晚上,只是想:


“有白面馍馍吃,就好了。”


如果吃饱了,就想要一件花衣裳。”


直到六三年,庄稼才终于长起来,小安和家人总算不必再忍饥挨饿。然而和邻人聊家长里短的时候,人们会刻意地略过那些死去的人、腐烂在地里的尸体,仿佛一段突如其来的噩梦,旧事重提只会雪上加霜。小安留意到那些消失的同辈小孩,那些嬉戏和笑声还余音绕梁。她有时会追问,为什么消失的是他们,而不是她?为什么她在饥饿中活了下来,为什么她吃下青涩的杏子却安然无恙?岁月稀释了她的追问,却没有回答。


丰衣足食的年代里,她喜欢给女儿们讲自己的故事。女儿们没经历过,对残忍的事物,都不爱听。有时候,她嫌饭菜不好吃,女儿们就在一旁打趣:“你经历了六零年的人,还挑食。”


结婚那天是她第一次穿上儿时梦想的花衣裳。之前政府每年每人发两尺布,可两尺做不了衣服。正如那个时代千万的女人一样,她并不了解当时的丈夫,是因为婚姻他们才走到一起。结婚的时候是六七年,她十八岁,丈夫二十一。房间里丈夫告诉她,他希望有个儿子,所有儿女都能念书;他希望一家人上进,有一半的孩子能拿到城市户口。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的苦难画上句号了,命运报之以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其实,结婚的时候,生活还苦的很哩。那时没有主粮,只有玉米和小米,而长麦子那是七零年以后的事了。但她觉得这些都没有关系,比起命悬一线的童年简直不值一提。十八岁的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她最终没能生出儿子,却有了七个女儿。除此之外,丈夫的诺言和期待都一一实现。重新包产到户以后,他们在马路边上开了压面铺子,赚来的钱供女儿们上学。三十五岁时她忽然觉得自己是大人了。那时她已经有了几个娃娃,开始操心,发愁。是忧虑让她感觉青春已逝。压面铺子里她和丈夫忙得不可开交,十二点睡觉,四点起床干活,然而一年到头看到劳有所得她感觉欣慰,觉得老去也值得。她看着丈夫把兴高采烈的孩子们放上拖拉机后背的沙丘上,载去兰州城里玩耍。在女儿的歌声和拖拉机渐远的轰鸣里,她感激命运仁慈。



三女儿结婚那天,是在山底下。有人拍照,有人录像。在喜庆的时刻,她却感伤。她想起女儿上大学时每周回家,她都送到火车站,目送女儿远行。那时她便知道女儿有一天会离开,走得远远的。这一天很快到来了。女儿走上红毯的时候她想起十八岁的自己,单纯羞涩,而如今的女儿却落落大方。她既宽慰又忧愁;她希望女婿也能像丈夫那样顶天立地。她转头看着丈夫——他是个有个性的人,想好的事情非干不可,而如今却犹豫不决,畏手畏脚,他是否也在分享她的忧虑呢?


在眼看着辛苦日子就要走向尽头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时女儿已经成为城里有名的英语老师,而她膝下也刚子孙满堂——她还以为终于到了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刻。丈夫走后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定西城里造起鳞次栉比的水泥房子,她却六神无主。直到现在,没有一天她不想起他——他们一起经历过饥荒,贫穷,而那段艰难时世竟成快乐的日子了。


“如果还活着,他就有福享了。”她说,“现在,有福我一个人享,有难我一个人当。”


丈夫走后她觉得自己真的老了,皱纹让她想起童年时看到的干裂的大地。那时她的眼神尚且清澈,而如今已含混不清。她说,人老了之后,过一天是一天,过一年是一年,一辈子过得快得很,一周一眨眼就过去了。嗡嗡的耳中她可以听到时间的流水声,它们哗哗而过,像是孩子们遥远的嬉闹。在十二岁的外孙身上她看到五十多年前的定西孩子,瘦骨嶙峋,蹲在干涸的地球表皮上寻找大人遗落的土豆。如今的外孙过得相当舒坦,饭要端到跟前才肯下咽。她告诉他,在她们那个时候,生活要更加辛苦一些。


“再好着了,再好得很。”谈起如今的生活,她说,“我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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